——黄浦七期陈颋贤
“与所有的宗教思想家一样,克尔凯郭尔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存在如何成为可能?”(德鲁克《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
简单来说,人存在于一种紧张(tension)中,一种人在社会中作为公民与在精神世界中的个体同时存在的生活的紧张之中。
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一度被认为是人唯一的存在——个人之外的需求确定着每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价值。尽管角色多样,却往往不受自身控制,父母定义子女,丈夫定义妻子,族群定义血统,政府定义纳税者,统治者定义人民和阶级敌人……
面对这种存在,人们怀着两种情绪。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生命从无法选择的出生直至绝望的死亡,其本身毫无意义。另一部分人为了避免这种绝望,则认为个人的生命是族群的存续,好比细胞相对于生物体,个体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向族群献祭,完全遵从于族群(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以实现整体更加崇高的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掩耳盗铃似的乐观,导致了极权主义的诞生。
抛开极权主义对20世纪人类不可估量的创伤不谈,难道个人真的仅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作为他人眼中的我么?
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在马戏团里,大象通常都被拴在一个小木桩子上,而有足够力气的成年大象,却不会挣脱这个木桩。原因是它从小就被这个木桩拴着,小时候力气小,试着挣脱却无法成功,久而久之它就觉得自己真的无法挣开便再也不去尝试——不是它做不到,而是被外界强加的定义束缚住了。
这几天遇见一位40多岁的阿姨,分享了一个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大象的故事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她妈妈小时候对她管教很严,老说她驼背。时间长了,她就真地以为自己驼背,直到上大学后小心翼翼地向室友求证,才知道自己实际上一点也不驼背,只不过她妈妈希望她站得更更更更直一些……
仅以自己曾经的表现,加上他人的评价,所勾勒出的自我形象往往是不确切的和不健全的;想要获得更加完整的自我,唯有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相信在精神世界中,有一个真正人格独立、独一无二、存在缺陷却仍有价值和爱与被爱权利的我,尽管受到成长环境影响形成,却可以超脱于现实之外,指引着我在社会之中的情感与行为。
然而,人的精神存在却是难以与外界沟通的,因此很多人唯有通过对神的信仰,来克服恐惧,增强信心,修炼坦承。在精神世界中,人在神的面前,赤裸地作为真正的唯一,抛开浮云般的尘世的任何羁绊,享受短暂却“永恒”的喜乐平安。
显而易见的是,人的这两种状态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反差,现世的时间与精神的永恒也无法互相取代,单单依靠其中一端去解释自我都会迷失,而兼顾两者就不得不在矛盾与冲突中纠结,也就是克氏所说的紧张。在巨变时代中,人们或因紧张而崩溃,或干脆成为社会角色的“奴隶”。
能够战胜绝望的只有信念,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信念具有普遍性,从而避免孤独或脱离于现实的危险?
对此,德鲁克给出的答案是组织,唯有组织可以起到社会与精神之间的矛盾缓冲。
组织具有如人一般的两面性,其本身的意义与社会角色,即组织的使命与客户认知价值,两者越接近,组织与其成员也就越坦然。组织与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选择性,这就意味着组织与个人之间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契约关系,因此组织对个人没有胁迫,有的只是责任,让个人通过组织在社会与精神中取得平衡,发自内心地成为某种角色,为实现共同使命而积极贡献创造价值的责任。这种平衡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责任则是所谓的激励。
于是,重新再看德鲁克所说的管理者的三大任务,即“实现组织的特定目的和使命;使工作富有成效,员工具有成就感;处理对社会的影响与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更直白地解读出它们的前提,即管理者要树立组织的信念,激发所有成员的信心,并保持组织的正义性,三者缺一不可。
这其中第二点最容易被忽略。成员没有达成工作预期,通常会被归结为能力不行、态度不好、人际关系有问题,而很少有人关注到成员的信心。但信心的不足却真实存在,并有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其他成员的信心、对组织的信心、对绩效目标或结果的信心、对其工作责任与组织使命的关联的信心,等等。目前众多组织的绩效管理,恰恰缺少对成员的信心,与绩效和评估方式本身是否合理两个方面的测量。
亚伯拉罕是基督宗教的“信心之父”,尽管《圣经》上所述不多,却仍然可以从主与他的互动中,看到他信心增强以至最终实现“飞跃”(克尔凯郭尔提出的“leap”)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做了以下四件事:在指引亚伯拉罕行动的时候会告诉他更长远的承诺;可以接受他的缺点(甚至是污点);愿意主动与他沟通并采纳他的建议;一定会为他实现承诺。最终,亚伯拉罕满怀着对主的真正的信和对儿子的自信的爱,通过了主的测试,成为阿拉伯和以色列共同的圣人。信心是贡献的前提,而对个体信心的理解与宽容,最能检验组织的人性。
老德的管理易学,对于国人来说,真正难学或者直接被抛弃的,恐怕是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神灵、自然、宇宙的敬畏。组织存在的目的不该被仅仅理解为指向于组织的外部需求,帮助成员克服与生俱来的紧张,实现信心的跳跃,也应被视为必不可少且义不容辞的要素。